尹磊
江苏紫金文化优青
南京市“五个一批”人才
“传承应该是亦古亦今的，我希望与每一位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观众一起，共同探讨科举文化传承的问题。我们的携手努力，定能让科举文化源远流长。”
2023年第9期
秦淮区贡院街上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遗址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可接纳两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
青天之下，明远楼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尹磊抬头看去，朱红色的鼓正被游客敲响，咚咚咚的声音响在耳边，敲进了他的心里。
他仿佛走进了考场的号舍，拿到了一份“让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试题，要他用行动去作答。
尹 磊
“双面”科举
童年时，尹磊跟随家人到江南贡院遗址游玩。沿着号舍间狭窄的甬道行走，看着号舍里用人物模型还原出的考场百态，让他产生了穿越时空之感。
考生们头顶星辰，半夜起床，通过搜检后进入贡院，穿过头门、仪门、龙门三道大门，沿着甬道找到属于自己的号舍，早早坐定。待三声炮响之后，厚重的大门缓缓关上，再斟酌考题、奋笔疾书。
关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猜想，深深地刻在这位南京少年的心里。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体会当年考生“龙门一跃”的感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几年后，尹磊考入中学。在历史课上，老师讲到与科举相关内容时，列出了一串数字：以人才选拔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曾产出八百多名状元、十万余名进士、百万名举人。这其中，不乏寒门之子。科举制度选拔出追求“天下大同”理想的人，给予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氛围，延续了中国文化、文气、文脉。
而转过身，尹磊在书本和戏剧中看到了科举的另一面：科举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发明，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几多悲欢离合，几多人间故事，范进、孔乙己等艺术形象，贯穿起一个个荒诞悲凉的故事，一度让学者们晕眩，也让这个年轻人晕眩。
科举制度的意义何在？
如今，我们应该如何传承科举文化？
赴“宁”赶考
这种疑问如同磁石的吸引力一般，将他的人生于兜兜转转之后又引向了这里。
2013年，在江南贡院遗址上，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着手打造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得知这一消息后，远在非洲的尹磊毅然辞去工作，启程回国。作为秦淮区文化旅游产业领域从海外引进的优秀青年人才，他回到了家乡南京。
2017年1月，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开馆，重新站在写有“江南贡院”的牌匾之下，已是副馆长的尹磊拿起那张少时没有作答完毕的“考卷”。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这样形容当时的心境。
那段时间，他的手摩挲过百部典籍论著，他的脚踏遍了江南贡院的每个地点。尽管有着8年历史学专业的底子，但面对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科举文化，他还是怀着敬畏之心。“你得用心去掂量，掂量过后你就会知道，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分。”尹磊说。
尹磊在工作中
“科第世家”府邸牌坊位于科举博物馆的入口处。这是展览的起点，也成为他“赶考答卷”的起笔之处。
牌坊是明朝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家族故居之物，在建馆时由吴伯宗的后代吴鸣先生所赠。
吴伯宗作为“明代首元”和元末明初声望卓著的文学之士，重要性在历史上自不待言，与其家族相关的藏品在科举类的专题博物馆中亦颇有收藏。
然而他的生平却掩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以至其作为14世纪丝绸之路上科举出身的外交家和翻译家这一身份以及他波澜起伏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
为此，尹磊对吴伯宗的个人文集《荣进集》进行研究，同时参校相关明、清史料，勾勒出其参与洪武四年（1371）明朝第一次科举考试的经历，以及后来以礼部员外郎身份出使安南（今越南）的相关事迹。
基于早年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尹磊又重新挖掘吴伯宗与同时代学者共同翻译《天文书》这一事件背后的故事，最终写出《科举、奉使与星数——明代首元吴伯宗与丝绸之路上的知识传播》一文，并获得了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文章中，尹磊揭示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也探寻明代开国之君重视西域星象知识的原因，以及这类知识被元、明之交的汉地普通民众接受的背景所在。
“科第世家”府邸牌坊
“传承应该是亦古亦今的，我希望与每一位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观众一起，共同探讨科举文化传承的问题。我们的携手努力，定能让科举文化源远流长。”尹磊说。
反求诸己
“在研究科举文化历史的过程中，能不能探访中举者的后人，以此来了解科举文化对一个家族产生的影响？”在一次学术交流中，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尹磊带着团队开始了3年的“文化苦旅”。他们寻访了超过200个进士家族的将近3万名后人，以此建立起历代进士和他们后人的数据库。寻访都是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尹磊在了解一段段过往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
尹磊（左）与进士后人、江苏省社科院沈汉女士交流
任教于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伍贻业老师，曾向尹磊讲述起金陵回族世家伍氏的故事。
“君子慎独，立德向善”这是伍家代代恪守的祖训。明初，伍氏家族的始祖、天文历法学家伍儒从中亚古城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来到南京，参与修建天文台，并在此定居。
600多年来，伍氏家族在金陵城繁衍生息，留下了“博士官六代”等家族佳话。伍儒的后人伍长华考中探花，在任湖北巡抚期间，曾与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共同推动了武昌禁烟。
此前，伍贻业曾负责讲授《古代汉语》《少数民族与宗教》等课程，而如今，女儿伍辛夷虽远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却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古代汉语的教学推广。
“你会发觉，科举文化越研究越有意思，它不仅支撑了中国千余年社会管理人才的有序选拔，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有效延续，也塑造了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伍贻业说。
伍贻业告诉尹磊的不仅于此。
“伍贻业老师回忆，他去北京拜访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的时候，曾问过梁先生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家的精要所在？梁先生的回答是‘反求诸己’四个字。”尹磊说。
让尹磊印象颇深的是，伍贻业接着又站起来，像当年的梁老一样，欠了欠身，对他解释道，“要换个角度看问题”。
这些话由梁漱溟讲给伍贻业听，现在又由伍贻业讲给尹磊听，而尹磊已经不知道在内心里将个中奥义反复揣摩了多少遍，他不停地告诫自己。
寻求自身的同时，也要跳出自身的局限。
传向世界
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仅2018年一年，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就带来了14次展览。馆藏文物的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的沉淀，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尹磊开始用馆藏文物“讲述科举新故事”。
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士子的行旅’中国古代科举与旅行”特展中，他的目光穿过考场，以考生习作卷、铜笔洗、便携式油灯等78件珍藏品，展现一个普通士子漫漫赶考途中的所思、所想、所遇以及所变，在激发南京高校莘莘学子共鸣的同时，也呈现出科举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影响。
“士子的行旅”特展现场
在“骑马上京华，风雨听琵琶明清江南文人典雅生活展”中，他除了将科举文化和明清文人生活进行有机结合外，还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文人徘徊于入世与出世间的矛盾、在积极进取与淡泊归隐间转换的心路历程。
身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这个沉淀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场所，尹磊将自己的雷达全打开，随时接收新的讯息，并最快做出反应。作为“80后”，他乐于吸收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2020年7月，尹磊带领团队联合江苏省昆剧院知名专家、美国萨拉·劳伦斯学院的青年编导和国内外优秀的舞蹈专业演员，以清代著名小说《镜花缘》《儒林外史》和昆剧经典《牡丹亭》为创作灵感，打造了现代舞+昆曲小微剧场博物馆沉浸式演出项目“镜花缘记”。
在团队的奇思妙想下，整座科举博物馆都变成了“舞台”，参观动线变成了表演动线。移步换景间，观众如置身故事之中，身临其境。演出一度引起轰动，并获得了国际博协专委会特别奖。
“镜花缘记”演出现场
尹磊明白，与“引进来”同样重要的，还有“走出去”。
历史上，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的典范，吸引了大批外国士子前来应试，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古代朝鲜（今朝鲜、韩国）和安南（今越南）、琉球仿效科举，设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自19世纪起，科举制度受到欧洲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他们在介绍科举制度的同时，呼吁本国仿效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各自的文官考试制度。
为此，尹磊牵头搭建了“科举、汉籍与江南社会”这一科举博物馆自有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邀请了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知名学者来馆研讨。此外，还将著名作家马伯庸等知名专家学者邀请进“状元大讲堂”举办讲座。
2018年，来自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数码项目、魁北克国立美术馆展览与公众部、瑞士纳沙泰尔民族学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受邀参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在这座古老的考场里，他们穿上长袍，体验赶考、跨龙门、拜魁星、搜检、进号舍等环节，身临其境地了解江南贡院的历史和科举文化的内涵。
如今，尽管尹磊已经在科举博物馆度过了五年多的时光，但当他每天走过挂有“江南贡院”牌匾的大门时，一丝谦虚谨慎的感觉总会涌上心头。
尹磊记得，明远楼南面下层原有对联一副，那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文学家、戏剧家李渔寄居金陵时所题：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回，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
那是科举文化给南京带来的荣光，而尹磊的责任，就是把这份荣光守住、放大。
记者｜张甜甜 编辑｜芮天舒 摄像｜周 韬
排版｜祁 绩 美编｜鲜曼青 校对｜熊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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