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

南京市“五个一批”人才

 

“考古的初心绝对不是挖宝，而是研究人类的来时路，更好地为将来的发展服务。”
 

在考古工地上，文物保护工作站通常被称作“铁皮屋子”，那是一组白色集装箱式样的临时建筑。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既拿它们当办公室，也当宿舍。考古发掘中，大部分的文物标本都暂时存放在这里。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马涛正忙着整理装满出土文物的箱子。每个箱子上贴着白色的编目标签——那是文物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出土的时间、位置、编号、地层等信息。
 

在马涛眼中，文物等待着考古人拨开历史的尘土，去发现它们各自的故事，“我们考古发掘的不仅是文物，更重要的是研究附着在文物上面的文化。”
 

44岁的马涛从事考古工作已经二十余年。其间，他参与或主持考古项目200余项，清理各类古代文化遗迹千余座，为文博机构增添万余件文物标本，还原了大量的历史真相。
 

数字的“百千万”背后，是一段被考古打磨的青春。而在二十多年、甚至此后更漫长的岁月中，马涛寻找着文明的线索，也寻找着人生的意义。

满眼山川图画，一天星斗文章

马涛身上，有着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特殊“印记”。

 

他皮肤黝黑，衣着朴素，喜欢穿运动鞋，双肩包里总揣着笔记和科研样本。他把宿舍里的沙发当床用，旁边的小桌上，《南京文物精华》《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考古资料汇编》等书籍摞得老高。
 

自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进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此后的人生就一直与考古密不可分。
 

在考古圈子里，田野工作常被形容为分水岭：放弃者畏其苦，留下者心弥坚——马涛是后者。
 

最初的几年，他也曾为金箔、玉片等珍贵文物的出土而兴奋，与媒体、公众陷入相似的激动之中。但这种情绪流逝得很快，他渐渐发现这份工作背后更多的意义。
 

考古不是寻找物质意义上的宝藏，而是寻找历史存在的证据。

△上坊东吴贵族墓出土的部分文物
 

历史失语，器物能言。文物承载的都是历史遗留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是无价之宝。考古工作者犹如历史侦探，要从文物本身及它们所处的环境中发掘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文物保护工作站陈列架上，一排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青瓷碗残件，在马涛眼中就是珍贵的。

“根据青瓷碗的数量，可以推测出这里曾是居民聚集的区域；如果进行食物遗存鉴定，可能从中推测出当时人们的食性；经过釉色、胎质检测，这批青瓷碗应该是浙江一带的窑厂烧制的，这就让我好奇，当时瓷器运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货运承载量能达到多少，这种贸易对经济带来了什么影响……”
 

马涛说，即使是在平民墓中找到一件很小的器物，只要把点滴的线索串联起来，就能复原当时人们生活状态以及社会的经济图景。

△马涛（左一）在考古发掘现场工作
 

即使是洛阳铲上黏附的土壤，在马涛看来，也反映着城市的变迁。作为指示地下形貌的线索，青膏泥可能与墓葬有关，夯土意味着城墙宫殿等重要建筑的线索，建筑修建之前常见有黄色人工垫土……土壤的颗粒大小，化学元素特征以及土壤中包含的花粉、孢子等，也能被考古人“翻译”成古气候、古植被、古地形地貌等重要信息。

 

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马涛沉醉其中，他喜欢辛弃疾的“起绕中庭独步,一天星斗文章”，觉得考古人就是踏山川江河，看一天星斗文章。
 

从“洛阳铲”到“新科技”
 

考古是一份土里寻“古”的职业。但并不意味着它与时代毫不相关，恰恰相反，考古的工作流程和理念是现代的、先进的，马涛是变革的见证和亲历者。

通过参与各种培训、国际专业会议，马涛意识到，考古行业需要走出去，引入更多现代技术，更多学科的参与。

△南京明代官办窑场西南片区
 

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东北郊官窑村，是明代官办窑场的遗址。
 

南京城墙砖产地不一，此前，人们在文献中只能查到零星记载。2002年，专家在此调查发现了两座裸露的窑炉，以及模印有“应天府”“上元县”字样的铭文砖，推测此处为明代烧造南京城砖所在地之一。
 

2016至2019年，在马涛牵头负责下，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在栖霞官窑山及其附近地区，系统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一处大型明代官窑遗址。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大规模对南京明城砖相关窑址群的考古发掘。
 

窑址内出土了大量素面砖和铭文砖残块。考古队员把多块铭文砖进行相互补阙，发现砖一侧模印有“应天府提调官府丞王恪令史吴子名”“上元县提调官县丞李健司吏方原吉”等字样，另一侧模印有“总甲”“甲首”“小甲”“造砖人夫”“窑匠”的姓名铭文。
 

他们又将出土砖块与明城墙做了比对。
 

“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可知该类砖应为明洪武年间烧造，因此，该类窑应为明初专烧南京城城砖的窑址。”马涛说。
 

官窑村砖窑群的大规模现身，让人们看到了明代南京本地烧造城砖的官营工场体量之庞大。但马涛还有更多的疑问。
 

他盯着手里的发掘区照片、发掘位置示意图看了又看，“为什么会选址官窑村作为明城砖的烧造地点？”
 

为此，他和队员们引入了GIS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系统），配合虚拟现实、低空遥感等技术，进行精细三维建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遗址信息定位、查询、量算以及附近河流走向的分析。

△官窑山明代官窑遗址水系运输模拟分析图
 

马涛发现，窑场遗址地处山岗，附近有九江河和七乡河（秦淮东河在麒麟科技创新园附近分成两汊，一汊通九乡河，另一汊通七乡河）。
 

谜题就这样被解开了。
 

“山岗植被密集，便于就地取土、取柴用来制坯、焚烧，同时这里北临长江，当年附近还有河道，便于通过水路大规模地运输城砖。”
 

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2020年，“南京栖霞区明代窑业遗存2019年度发掘”从百余项考古发掘中脱颖而出，获得江苏省考古学会2019年度“考古与遗产保护奖”，入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
 

评委们认为，这一项目对于深入研究南京城主要是明城墙的建造过程，以及对南京明城墙申遗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砖上如“提调官”“总甲”“甲首”“小甲”等铭文，为明初行政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城砖烧造管理制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再次，为研究南京地区、全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窑业技术提供了材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
 

最后，考古勘探发现了3处石构遗迹，对整个窑场功能分区、水系布局等原貌的恢复和研究以及今后完整性展示，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人的浪漫与现实
 

在很多人眼里，考古是一个神秘的职业。

 

众多文学影视作品里的浪漫描写，让这个行业更加充满了神秘感。但在现实中，考古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同时，还要面对结果的不确定性。
 

能否遇到一个真正重大的考古发现，凭借的是一些偶然因素。不停地勘探发掘，挖开又掩埋，希望、失望、迷茫不断交替。即使发现遗址，短暂享受兴奋的感觉后，他们又重新回归平静，耐心地进行标记、清洗、绘图，以及可能长达数年时间的修补。
 

“不耐心你做不了这一行。”马涛说，“比如一件文物上有一块泥巴，你可以拿手直接掰掉，但是你只能用牙签、竹片一点点地剥掉，因为，上面可能粘着文字或细小的部件。”
 

生活的单调同样是挑战。

△郭家山坑商周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现场大多地处偏僻，真正要“面朝黄土背朝天”。那里通常鲜有商店，早年互联网还不发达，娱乐活动也是匮乏的。但考古人离不开田野，土地是考古发掘的基础，是他们的“露天实验室”。
 

面对动辄数月乃至数年的勘探发掘，考古队员们学会了苦中作乐。
 

每天工作结束，吃完晚饭，除了看书整理资料，大家惯常的活动是在乡村小路上散步。夏天太阳落得晚，脚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蝉鸣，自己的脚步摩擦着沙砾的声音。有时候，大家也会弹琴、唱歌。
 

遇上下雨天，不能开展挖掘工作，马涛就会去做绘画写生。乡村公路上许久才会有一辆汽车驶过，闻着雨后特有的草木香，听着田地里青蛙低唱，他在树木、田埂、野草野花间寻找土地的另一种美。

△考古工地上的马涛
 

他说，这是考古人独有的浪漫主义。
 

现实和浪漫就这样“勾兑”在一起，酿成一杯甘苦难辨的“酒”。而饮下这杯“酒”，马涛渐渐找到了内心的尺度。
 

“考古的初心绝对不是挖宝，而是研究人类的来时路，更好地为将来的发展服务。”带着历史研究者常有的自省，马涛觉得，考古是个良心活儿，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耐心和责任心。“一定要把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放在研究社会、探究文化的大背景下，择一事终一生。把这个工作做好，是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丨张甜甜
编辑排版丨胡欣玥
摄影摄像丨周   韬
视频剪辑丨周   韬
美编丨鲜曼青
校对丨熊向宁